程长庚在《镇潭州》中饰岳飞剧照◎唐山
“余生也晚，（程）长庚、（余）三胜、（张）二奎、（王）九龄诸名优均未及见之，孙（菊仙）、谭（鑫培）仅一见而未窥全豹，生平颇引以为憾，每见报章载菊部遗闻、朋辈谈梨园故事，必阅尽听完而后已。”在《京剧二百年历史》的自序中，编译者鹿原学人这样写道。
鹿原学人本名姚伯麟（1877—1953年），字鑫振，陕西三原县白鹿原人，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考取官费生，赴日留学，1915年获医学博士学位，回国后任西安同仁医院院长，后长期在上海工作。
姚伯麟在报章上发表医学科普文超百篇，还当过医学杂志社的社长，与扑灭清末东北鼠疫的名医伍连德在报纸上发生过论战，他坚持认为当时推出的捕鼠政策是错误的，因疫情与老鼠无关（多数专业人士不认同姚此论）。
姚伯麟还写过政论类书籍《战后太平洋问题》，孙中山先生为其作序，称：“唤起国人之迷梦，俾国人知所远虑，以免近忧焉。其救国之苦心，良足多也，故喜而为之序。”
可见，姚伯麟是当时一位专业水平高、社会声誉佳的闻人，他的这本《京剧二百年历史》亦属京剧史研究上的里程碑式著作。
《京剧二百年历史》本是译著，姚伯麟对此不讳言，他在序中称：“（原著）门类体例系统层次井然，编纂得法，大喜过望，叹为得未曾有。”“适校中暑假，利用此暇以为消夏之助，凡两月而告成。”可问题是，姚伯麟未告知原作者，且书中插入多篇序言和大量图片，翻译时详圈密注、肆意发挥，致原作者大怒，公开否认这本书是“译作”。姚伯麟也针锋相对，再版时干脆不再署原作者的名。
这本是“豪杰译”闹出的乌龙，可姚伯麟在京剧史研究方面积累深厚，且懂创作，写过剧本《李师师》《贾岛诗人》《汉明妃》等，他后来写的《抗战诗史》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作，姚伯麟因此被赞为“民族诗人”。这让《京剧二百年历史》的价值并不低于原著。
首先，更详尽。增加了四则附录，即剧话、菊部拾遗、京班规则和后台术语注解，且对原书记录不准确的地方直接增删，将其扩充至20万字，等于半写半译，姚伯麟称“本其平日心得见闻，增益不少”“较原书详且备者，则所敢自信”，惜不尽准确。
其次，有见识。姚伯麟是行家，敢直言，比如1942年7月5日，他在《菊事闲谈》一文中点名批评名角马连良、毛世来，认为他们的新作似改自陕西梆子，“惟一经到手，擅自篡改，精神既失，面目全非，皆伶工不学无术所致也”。《京剧二百年历史》中，在一些具体历史细节的钩沉上，胜过原书，比如清中后期不少文人喜昆腔厌花部，所谓“客子忍寒无不可，十分难忍这般腔”，乾隆甚至将秦腔艺人逐出京城，致许多人（包括原作者）忽视了秦腔对京剧的深远影响，而姚伯麟的补充更准确。
再次，写“伶史”。学者陈恬在《“伶史”三种评述——兼论一种京剧史书写模式》中，将穆儒丐的《伶史》、姚伯麟的《京剧二百年历史》、唐友诗的《平剧二百年》列为民国代表性的三本“伶史”。“伶史”是中国的传统剧评方式，以名角为戏剧核心，通过展示其生命故事、言谈举止、思想情感，给读者以启迪。这种忽略舞台技术，而是“从人生谈艺术”的进路，更有“舞台小天地，天地大舞台”的况味。
《京剧二百年历史》还有更大的关怀，姚伯麟指出，京剧虽是国粹，但当时专业研究者甚少，事事模棱两可、谈不全面，反而是外人研究更深入，长此以往，国民性尽被人掌握，应急起直追。
据1940年2月6日《申报》报道，姚伯麟于前一天庆祝六十大寿（时已63岁，遭遇时艰，姚不愿庆生），多位“剧界友好”“为其演剧庆祝”，后被称为“京剧大师”的郭春阳亦登台演出《定军山》，“迨戏散后，将午夜矣”，可见姚伯麟在京剧界的声望。
1949年后，姚伯麟曾任上海文史馆员，他平生所著京剧理论之作仅此一本，却足以传世。本书首版是上海启智印务公司在1926年推出的，已不易得。北京出版社在1998年、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19年，曾将此书再版，都列为译著，其实原作者都认为，它已是另外的一本书，不如署为姚伯麟编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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