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49年8月,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,郑维山率领第63军在兰州展开攻坚战。
这场战斗中,为了给多年前牺牲的西路军战友报仇,郑维山违令打光了1万发炮弹。
战斗结束后,他却朝着祁连山深深跪拜,放声大哭,这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故事?
祁连山下
1937年早春的祁连山,西路军最后一支力量刚刚被马家军的重围碾碎。
郑维山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倒下的,他试图站起来,但一条腿像是断了,胳膊也失去了知觉。
一个藏族老汉救了他,用牦牛皮裹住他,用山洞藏住他,再用糌粑喂养他。
郑维山在昏迷和高烧中反复挣扎,常常在半夜里惊醒,哭着喊出死去兄弟的名字。
展开剩余89%有一次他试图咬舌自尽,被老汉用粗麻绳捆住双手,扇了两耳光,骂他不是男人。
“活着的,才有资格复仇。”老汉用一口生硬的汉话说。
郑维山在洞里养了两个月,伤口溃烂,身上散发着一股浓烈的腐臭。
他靠着顽强的意志撑着站了起来,拄着木棍一步一步地下山,带着一身未痊愈的伤。
他没有路费,没有干粮,甚至没有鞋子,全靠乞讨,一路向东,往延安的方向走去。
每进一个村子,他都会先站在村口向北鞠躬三次,那是他朝着战友牺牲的方向许下的誓言。
到了延安的那天,他跪在宝塔山下,一连跪了很久,久到腿脚麻木。
他没有哭,只是把头狠狠地磕在地上,低声说:“我回来了,我替他们回来了。”
延安的组织收留了他,他进了抗大,白天学习军事理论,晚上点着油灯看兵书。
他不苟言笑,也极少与人谈话,他训练刺杀术时常常刺得稻草人稀烂,被人背后议论“疯了”。
抗战爆发后,他主动请缨上前线,屡立战功,却始终不能抚平他心中的伤痛。
十年磨剑
抗日战争时期,郑维山在晋察冀前线浴血奋战,有一次,敌人突袭,他们寡不敌众。
他主动请命断后,一人带五人守一个土坡,硬是顶住了四个小时,最后全身上下只剩一把没上刺刀的步枪。
十三年间,郑维山几乎没有一天是轻松度过的,夜晚是最难熬的时候,他常常无法入眠。
每个深夜他一合眼,战友牺牲的画面如潮水般席卷他的大脑,让他满头冷汗地坐起。
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,他把床搬到了教导队最边上的一个废弃哨所,那里远离人声,他可以放心地在梦中喊叫、在清晨挥拳。
战事一场接一场,他从南到北,从晋冀到冀鲁豫,走遍无数战场,他的战术愈发成熟,指挥也日趋老辣。
直到1949年,一纸命令传来:第一野战军,西进兰州。
那一刻,郑维山的手在发抖,他闭上眼,深吸一口气,仿佛等这一句话,已经等了十三年。
他走进指挥所,主动请命:“兰州我熟,我申请攻打豆家山。”
没人反对,因为所有人都知道,这不仅仅是一场战斗,这是他与过去之间的一次了结,而他,准备好了。
炮火惊魂
1949年8月25日,解放兰州战役全面打响,豆家山是东线进攻的门户,高地险要,工事坚固,是马步芳部队的咽喉阵地。
守军是马继援亲自调来的精锐部队,个个身经百战,装备充足。
而豆家山主阵地,更是密布地雷、交叉火力点、暗堡与机枪阵地,几乎成了一座铁堡。
前几天的试探进攻,郑维山已摸清敌人布防,这不是能靠步兵拼死硬打就能攻下来的阵地。
而他,已经不再是那个靠匕首冲阵的战士,他要的是,让敌人来不及反应,就直接变成废墟。
天快亮时,数百门大炮同时开火,前线通讯员慌忙传电,后方炮兵阵地不断补弹,炮管烧红,士兵们汗如雨下,却没有人喊累。
炮击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,炮弹数量突破一万发,这是一次不计代价的强攻。
火光照亮豆家山的山体,整个高地仿佛在颤抖,敌人的碉堡像沙堆一样崩塌,马家军几乎还没反应过来,就被彻底打乱了防线。
这时候,彭德怀的电话打了进来,彭老总的话不带火气,却是明显的批评:“你们打得很猛,但炮弹不要打太凶,小心赔光了家底,我可得处分你。”
郑维山接过电话,看似平静地回道:“就算处分我,我也要为那五千六百个兄弟报仇。”
话落,他直接挂断电话,再次吼道:“火力继续压制!”
炮火终于停息时,豆家山已被彻底夷为平地,马家军主阵地残破不堪,通信中断,补给被切断。
郑维山命令步兵上前,展开第二波冲击,此刻的敌人已无还手之力,只能仓皇应战。
步兵冲锋如潮,豆家山阵地火光冲天、硝烟滚滚,我军官兵甚至不用命令,就自动分兵搜索每一个掩体。
至午后,豆家山完全被攻克,敌军死伤三千余人,马家军主力溃不成军,东大门彻底洞开。
兰州战局随之崩盘,马继援仓皇逃窜,整个西北防线出现裂口。
战斗结束后,彭德怀亲临前线检阅,当着全军面,他看着郑维山,说了一句:“你这是把十年火气都打出来了吧?”
郑维山敬了个军礼,没有解释,只是默默爬上阵地残垣,站在已废的高地上,望向西北方向的山峦。
三拜祁连山
1949年8月26日,红旗插上破碎的城墙,兰州,终于破城了。
巷战结束得很快,青马残部早已溃不成军,弃枪而逃,有的投降,有的逃亡,更多的是死于街头巷尾的断壁残垣之间。
郑维山站在63军指挥部的临时帐篷外,没有说话,只是轻轻放下望远镜,转身离开。
直到数小时后,一位战士急匆匆跑回营地:“军长他……跪下了,在城墙上……”
原来,郑维山独自一人,爬上了兰州东门残破的垛口。
他身上的军装已被火药味熏得发黑,帽子也歪着,脸上是连日未休的疲惫,可脚步却异常坚定。
他一步步爬上去,当他站在城墙最高处,面对着西方祁连山的方向时,阳光才刚刚洒进兰州城。
他静静地站着,看着那遥远的山脉,缓缓摘下帽子,接着,他跪下了。
他跪在那里,面向西方,朝着他十三年来梦魂所绕的方向,深深三叩。
第一叩,祭的是西路军两万英魂,那些倒在河西走廊、血染祁连山、未及归途的战士们。
他们当年走得悲壮,死得无声,被炮火碾碎、被刀刃凌辱、被大雪掩埋,甚至来不及留下姓名。
他记得他们的脸,却记不得他们的名字,唯有这一次用膝盖跪下,才能告诉他们:“我回来了。”
第二叩,是跪给那场他亲历的浩劫,当年他逃出生天,一人讨饭至延安。
他不敢忘,不敢笑,不敢亲近任何温暖,这一次,他终于可以低头回应他们:“你们的仇,我报了。”
第三叩,是他给自己的告别,为他背后那整整十三年压在肩上的重量。
那一刻,他不再是63军军长,不是战功赫赫的指挥员,只是一个幸存的老兵,一个终于完成誓言的男人。
从城墙下来后,他一句话未说,只默默回到指挥部,写下一纸报告,交代所有阵亡官兵名单。
后来,他在战地日记上写下四个字:“死时向西。”
很多年后,他的秘书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病床旁,曾听他用微弱的气音念出同样的四个字。
他那时已不能再说话,连笔都握不稳,只能在秘书掌心颤抖地比划:“死时向西。”
他说他要面朝西去死,朝着他战友最后倒下的地方,朝着他一生的执念所在。
2000年,他走了,家属依其遗愿,不开追悼会,不立灵堂,只将骨灰分撒大别山、祁连山与河西走廊三处。
他用十几年时间,扛着整个西路军未了的遗愿,一步一步走回那片埋葬战友的土地。
跪下时,他不是为了自己,而是替那5600个再也回不来的人,完成最后一礼。
他死后无墓碑、无哀乐、无送行,唯有骨灰撒在祁连山风里,这是郑维山的选择,也是一个真正军人的谢幕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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