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起“时代红利”，很多人会由衷感慨：1962年到1977年出生的父母辈，或许是近百年来最能精准踩中所有机遇的一代人。
他们的人生轨迹，恰好与中国社会经济腾飞的关键阶段高度重合，从就业、教育到资产增值，每一步都踏在了时代的“风口”上。
80年代的就业市场，对父母辈格外友好。那时，一个初中毕业、会修收音机的年轻人，就能顺利进入国营机床厂。
转正后每月能拿到60元的“高工资”——要知道，当时一斤猪肉才1块多，这笔收入足以支撑全家体面生活；更诱人的是，国营单位还提供分房福利，解决了现代人最头疼的住房难题。
展开剩余79%而如今，他们退休后每月能领取七八千的养老金，医疗报销比例高达90%，晚年生活有稳稳的保障。
这份幸运，源于他们刚成年就遇上了人口红利与改革红利的双重叠加。
经济学家蔡昉的研究显示，1982年到2000年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1.8%，抚养比却持续下降，形成了“干活的人变多、吃饭的人变少”的黄金人口结构。
与此同时，改革开放点燃了市场经济的活力，遍地都是机遇：
建筑工地上，会算数的工人能被招进城建局当技术员，跟着参与城市基建；会骑自行车送货的临时工，能转为正式工，享受五险一金和子女入学名额。
乡镇企业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1985年全国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突破6000万，比1978年翻了近3倍，“只要愿意干，就不愁没工作”成为当时的真实写照。
教育红利也为这代人开了“专属绿灯”。
1977年高考恢复，尽管首届570万考生竞争27万个名额，录取率仅4.7%，但随后教育资源快速扩张——1985年高考录取人数增至62万，录取率飙升至35%，考上大学的难度远低于现在。
中专更是“香饽饽”，毕业生直接分配到邮电、银行、税务等“铁饭碗”单位，工资比普通工人高出一大截。就连现在挤破头的公务员考试，当年也相对轻松：2001年全国公务员报考人数仅3.2万，招录4800多人，录取率约15%，而且中专学历就能报考。
反观当下，公务员考试不仅要求本科以上学历，热门岗位常出现“千人抢一岗”，2024年国考最热岗位竞争比甚至突破3000:1，差距悬殊。
更绝的是，父母辈几乎踩中了每一个时代机遇的关键节点。
80年代个体户浪潮兴起，路边摆个修车摊，半年就能赚够普通工人3年的工资；开家小饭馆，因竞争少，短短几年就能做成连锁分店。
1990年沪深交易所刚成立时，有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花1万元买“深发展”股票，到2000年市值涨了20倍，变成20万。
国企改制时，有人低价收购濒临倒闭的小厂，引入新设备后很快扭亏为盈。
2000年后中国城镇化加速，房价稳步上涨——当时全国商品房均价才每平2362元，10年后就涨到5000元，买房的人不仅实现资产增值，还赶上了房地产带动的装修、建筑、家电行业红利，有人开建材店，5年就从夫妻店做成区域连锁品牌。
他们的工作周期，恰好覆盖了1987年到2017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，GDP年均增速保持在9%以上，这样长达30年的经济红利期，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极为罕见。
不过，我们也不能忽视父母辈早期经历的物质匮乏：有人从小穿带补丁的衣服，一件棉袄从老大穿到老三；有人因家贫初中没毕业就辍学打工。
但他们的苦，多是体力与物质上的短缺；
而当下年轻人面临的，是全方位的竞争焦虑——考研录取率从2013年的33%降至2023年的16%，应届生失业率一度突破20%，一线城市房租占工资比例超40%，房贷月供动辄七八千，育儿成本从出生到大学毕业超50万，工资刚够维持基本生活，不敢轻易辞职。
父母辈当年有份正式工作，就不用愁住房、医疗、子女教育，这种安稳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羡慕的。
但不必过度纠结“谁更幸运”，因为每个时代的红利都有不同模样。
父母辈的入场券是手艺、工龄和分配介绍信，而我们的红利可能藏在直播间的粉丝数、新能源的运维证书、AI人工智能的应用里。就像有00后做跨境电商，把国产小电器卖到东南亚，收入比父母辈翻几十倍；有人学无人机植保服务，有人做老年健康管理，这些看似小众的领域，都是当下的机遇窗口。
红利从不是等来的，而是盯着新趋势、练出硬本事“抢”来的，找准自己时代的赛道，同样能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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